缅甸分为旱季和雨季，雨季一般是从5月开始，由南部渐渐向北面扩散。

2009年3月的一天，明明是旱季，天空却下着细雨。空气微凉，地面湿滑。我揣着一本《泰语入门》，从云南偷跑到缅甸。

出发之前，因为担心语言不通，我特意去昆明的书店买缅语字典，结果因为缅甸语太小众，书店没得卖。有朋友告诉我，缅甸人很多都能听懂泰国话，我就买了《泰语入门》。过来之后我发现，中文才是边境地区的主要语言，普通话夹杂着闽南语、潮汕话、贵州话、重庆话等，像一个嘈杂的农贸市场。

我入境缅甸的第一站叫孟拉，因为毗邻西双版纳的打洛，所以在八九十年代，这里一直是把毒品运输到中国的主要站点之一。后来因为毒贩太多，名气太大，被中缅两国联合打压。

我在西双版纳用150元人民币雇了一辆摩托，半个小时后，就出现在了孟拉街头。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在国境线以外，如同去打洛镇下面的村子一样简单。听摩的司机说，之前道路两侧漫山遍野种的全是罂粟花，现在被孟拉特区政府铲平，变成了香蕉林。经过十来年的治理，孟拉的支柱产业开始从制毒贩毒，转变成博彩。我到的时候，大大小小的赌坊遍布整个城市，路边随处可见麻将室、牌九屋。

当天晚上，我住进一家小旅馆，旅馆的名字我已经忘了，只记得老板娘黑黑胖胖的，是个老挝人，中文却很溜。我坐在大厅和她聊天。

“你过来这边，是做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我是来贩毒的。”我用玩笑的语气回答。

老板娘顿时大笑起来，说：“那你没赶上好时候，之前我也是做这个的，后来行业不景气，才转行开的旅馆。”

老板娘带我去看房间。踩着木楼梯，来到四楼。房间很小，一张弹簧床就占据着大部分空间，没有窗户也没有家电，只有一盏拉绳小灯和一台发黄的电扇，床单和被套有些许异味。

我在房间里闷得慌，决定出门转转。

孟拉的街道不算干净，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脏乱，普普通通的小县城模样。如果说有什么区别，莫过于夜晚的主街两旁，花花绿绿的长条板凳上，坐满了浓妆艳抹、衣着暴露的女人。我后来知道，在这里，如果你看上哪个女人，直接过去拉起来就走，甚至不用问价格。因为坐在这儿的女人，和摆在超市里的鲫鱼罐头一样，都有一个标准的价格区间。

次日一大早，我搭上去往达邦的中巴。达邦离孟拉一百多公里，要坐3个小时的客车。我要去那儿寻找“接头人”。

从孟拉到达邦，就像从旅游城市到偏远山区——穷、破、狠、凶。在达邦，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真实的缅甸。

达邦是佤邦重镇，是缅甸第四特区、缅甸政府控制区，以及佤邦三股势力的边界，有一条追夫河从城中间缓缓流过。下了中巴，走出车站，随处可见破旧的砖瓦房。路是黄泥路，被牛粪、污渍沾满。

我走在达邦的街上，很快发现街上的人都直愣愣地盯着我，脸上是明显的厌恶和冷漠。每个人都认出我不是本地人，甚至不是缅甸人。虽然我穿着简单的牛仔裤、T恤衫、运动鞋，但是我皮肤不黑，长相也有着明显的中国特征。大部分缅甸人都不喜欢中国人，他们觉得自己的苦日子是中国人造成的。

我下意识地低头走，努力让自己的视线不和他们产生交集，避免发生冲突。但人算不如天算，因为低头走路，步伐又比较快，我一不小心撞到了别人。

抬头看去，是个16岁左右的男孩，我立刻向他道了歉。后来才知道，在这种地方，人是不能随意道歉的，因为很多时候，这意味着你可以被欺负。

当时，或许我用英文说声“Sorry”就没事了，哪怕用泰语说个“阔拓”也能翻过去，偏偏，我第一反应的是“对不起”。

气氛很快就不对了，被撞的年轻人立马站住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，不多会儿，我的周围就多出了几个人。看到他们手里没有拿“家伙”，我悄悄松了口气。他们把我围了起来，被撞的男孩开口说话，叽里咕噜一堆，我却一句都没听懂。

语言不通，我想破财消灾，就从口袋里拿出十美金递给了他。

在缅甸，除了几个主要的旅游城市，其他地方都不怎么接受人民币，外来货币全是用美金或者欧元结算，而且给的钱一定要干净，不然缅甸人是不要的。

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那个小子接过钱之后，旁边的人眼睛也瞬间亮了起来。他们盯上了我的口袋，人很快挤了过来，两个人卡住我的脖子，给了我两拳，其他人一哄而上抢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钱。

我不是没想过反抗，可十五六岁的小年轻下手是最没轻重的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不敢硬拼，尤其这里人生地不熟。孟拉虽然暗流涌动，但在缅北已经相当于旅游城市，如果过于混乱会影响赌场收入，有军阀维持基本秩序，绝不可能出现在大街上公然抢劫这种事。但达邦是缅政府军和佤联军争夺的前线，城头常年变换大王旗，抢点东西根本没人管。

我从地上爬起来，活动了一下筋骨，感觉并没有受重伤，可钱被抢光，意味着我必须尽快找到“接头人”了。

我来到缅甸，是为了“赚一笔大的”。

在昆明时，我在一家小额信贷公司工作，公司的老板姓林，大家都叫他坝子哥，他人不高，却很壮，手臂有一般人的小腿粗，湖南衡阳人，早些年来到昆明讨生活。坝子哥原先是火车站一片的混混，后来慢慢笼络了一帮人，专门在火车站做起了黑车和旅馆生意，没想到后来越做越大，陆续开了三家放贷公司。

我在坝子哥的公司帮他收贷，时间长了，慢慢成了坝子哥的亲信。一天，坝子哥把我叫了过去，问我想不想发大财。我不敢拒绝，只能说想。

几天后，坝子哥带我去见了一个人——四爷。

四爷是坝子哥的老板，他年龄看着不大，40出头的模样，戴一副金边眼镜。人却客气得不得了。我进屋以后，他还专门帮我泡了杯茶，又分给我一支烟，让我受宠若惊。

“我听说，你很机灵，也很能干。”四爷先夸了我一句。我连忙说道：“都是坝子哥的栽培。”

四爷笑着摆摆手：“你知道这次找你来是干嘛的么？”

我摇摇头，四爷继续说：“公司现在出了点小问题，需要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。”

四爷给自己点了根烟，“我看你就很合适。”

我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，立马挺直胸膛，声音都微微大了起来：“只要四爷您信得过，我肯定努力。”

四爷看着我点了下头，接下来又问：“你想不想知道我是做什么生意的？”

这阵仗弄出来，不想知道也不行了。

四爷是做金三角“边水”生意的，就是负责给金三角那边的势力提供生活物资，运些饮料、零食、药物什么的过去，利润很大，活儿也很轻松。

他说金三角那边原来的负责人出了点事，现在急需人补上去，坝子哥就推荐了我。

我之前也听过一些小道消息，据说金三角那片，一瓶可乐可以卖到100块人民币，一包薯片都是50块起步。

问题是，那是金三角的深山老林才能卖到的价格，那里面可是毒贩子的老窝。

我第一反应是退缩，但看到四爷和坝子哥两个人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四爷还拿着烟嘴不停地在桌面上敲打着，只能硬着头皮点了头。

从四爷处回来没两天，坝子哥就催促我动身了。因为之前刚被缴了一批大货，边防查得很严，他们说不方便送我出去，免得目标太大，只给了我缅甸联系人的大概地址和名字，让我自己想办法出境。

来缅甸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带手机，坝子哥说带了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得到唯一的信息，是追夫河畔有一排当地人盖的木屋，我要找的人就住在其中一间里，门把手上系了红丝带。

我沿着追夫河走了四五个来回，木屋倒是有一排，可什么颜色的丝带都没看见。

我漫无目的地在达邦的大街上转悠，又累又饿，打算走进一间庙宇坐下来休息，这时有个缅甸人从后面拍拍我的肩膀。我抬头看去，对方黑、瘦、矮，一身短裤短袖拖鞋。我以为又是来要钱的，那人却指了指外面，示意我跟他走。

他带我回到追夫河畔，走进其中一间木屋，屋里摆了张桌子，坐了两个人，左边的人开口问我：你是来做什么的？

“找人的。”

“找什么人？”

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要找的人住的地方门上系着一条红丝带。

“哦，对的，那就是你了。”跟我说话的人约莫40岁上下，中等身高，脸型方正，颧骨略微凸出。

那天，他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其实你第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发现你了。”

我有点气恼，问他：“那你干嘛不叫我？我走了很久。”

“昆明那边早就把你的照片通过邮件传给我了，但我对你不熟悉，所以一直在对照片。”

“噢。”我恍然大悟，但随即又想到一个问题，“可是，你门口没有红丝带啊？”

他大笑，“哪里有什么红丝带，都是骗你的，那么说只是为了让你多转几圈，好让我们观察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和我说道：“其实你到孟拉的时候，打我电话就行了，我能去接你。”

“但我没有你的电话啊。”

对方耸耸肩，“因为昆明那边不同意，他们说一定要让你自己过来，一方面是为了安全起见，一方面是顺便考验下你的能力。”

我无言以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