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固邦本中，张居正开篇就提到攘外必先安内：“自古极治之时，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，唯百姓安乐，家给人足，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，自可无虞，唯是百姓愁苦思乱，民不聊生，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。盖安民可以行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，其势然也。”

只要国内百姓安居乐业，不总想着翻盘朝廷，即使外有夷狄之患，也不足为惧。

要想国富民强，首先是节俭，其次是严惩贪腐，推行新政，开源节流。

这里他也给了朱翊钧两个建议，第一是吏部选拔官员的时候，必须考察实干能力，还要有一颗爱民之心。第二是严惩贪官污吏，抄没家产以充军饷，巩固边防。

“拟旨。”

第六曰饬武备，这一项是张居正最大的担忧：“臣之所患，独患中国无奋发励激之志，因循怠玩，姑务偷安，则虽有兵食良将，亦恐不能有为耳。”

打仗不仅需要粮饷和良将，还需要上下一心的意志和勇气。

看到这些话，朱翊钧便想到他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所看到的景象，皇帝在风花雪月，大臣结党营私，士兵玩忽职守。

对于如今的大明，张居正竟也有同样的担忧。

“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，坚定必为之志，属任谋臣，修举实政，不求近功，不忘有事，熟计而审行之，不出五年，虏可图矣。至于目前自守之策，莫要于选择边吏，团练乡兵，并守墩堡，令民收保，时简精锐，出其空虚以制之。虏即入犯，亦可不至大失。此数者，昨虽已经阁部议行，臣犹恐人心玩遏日久，尚以虚文塞责。”

朱翊钧叫申时行：“拟旨。”

张居正每言一事，都会给出建议，并乞求敕下，朱翊钧让申时行连拟六道谕旨，带回文渊阁。

张居正也没想到，他的奏疏刚进上，这么快，圣旨就下来了。

要求百官少说废话，多做实事，朱翊钧身为天子，自然要以身作则，先让他们明白，什么叫办事效率。

“天下之事，虑之贵详，行之贵力，谋在于众，断在于独。”

这也是张先生交给他的。

之前，高拱也上了一道《新政所急五事疏》，给他立规矩，教他如何做事，话里话外只有一个目的——让皇帝当个吉祥物，把权力都交给他。

张居正却不一样，切实的与他详细陈述朝廷存在的问题，引经据典，有理有据，最后还给出了解决方案。

前者让他方案，后者让他心悦诚服。他自然也不能辜负张先生，只要说得有道理，他都会听从。

不仅如此，这封《陈六事疏》太长了，饶是朱翊钧一目十行，也看了好久，把申时行留下来拟了六道圣旨，生怕他回去错过了饭点。

于是，专门让尚善监做了两道菜，给他送过去。

这可把申时行感动坏了，

下次进讲的时候，专程给他磕头谢恩，这还不算完，没过几日，又写了封谢恩的奏疏。

朱翊钧心里还挺奇怪，不就一顿便饭，至于跟他这么客气吗？

后来，闲聊之中，他将这是说给了另一位讲官余有丁，才从后者那里知道了缘由。

余有丁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，与申时行、王锡爵同为一甲三名，状元申时行，榜眼王锡爵，探花余有丁。

嘉靖四十四年殿试，朱翊钧跟着李春芳去凑热闹，听到诸大绶向同考官推荐归有光，此人正是余有丁。

嘉靖后期有一位内阁辅臣，名叫袁炜，是申时行、王锡爵和余有丁的坐师，凡是世宗让大臣写青词，袁炜便将三人叫去他的私宅，让他们代笔。稍有不如意就恶语相向，肆意辱骂。

更有甚者，他自己入值西苑，就把三个人反锁起来，房里只备笔墨纸砚，不备饭食，直至第二日晚，袁炜回去才放出三人。

到了朱翊钧这里，才耽误这么一会儿，就担心他没饭吃，特意让赏赐御膳，可不把申时行感动坏了。

听到这件往事，朱翊钧颇有些惊讶，他印象中的袁炜，虽为内阁辅臣，却不管旁的事，只专心作青词哄他皇爷爷高兴，要不怎么叫“青词宰相”。

没想到，此人私底下竟如此刻薄。

余有丁又道：“袁阁老还给臣起了个外号，叫余白丁。”

这就纯粹侮辱人了，袁炜于国事上没有本事，自己靠迎合皇帝高升，对于门生也没有任何提拔，反而压榨他们替自己做文章。

朱翊钧觉得，他比李春芳可恶多了。虽然李春芳也让徐渭帮忙写青词，但至少先付了银子，是徐渭自己不肯配合，把泥菩萨都惹出了三分火气。

等余有丁退下之后，朱翊钧让太监把今日的奏折拿上来，他打算批过之后，就用午膳。

事实上，现在的奏章，他也是看过之后发往内阁，和高拱当时的要求差不多。

只是，他自己可以心甘情愿那么做，别人却不能这么要求他。

朱翊钧刚看完奏章，准备伸个懒腰，陈炬在一旁提醒他注意仪表，他反而把动作做得更夸张了些，全身放松下来，深深叹一口气：“舒服。”

皇上到了叛逆的年纪，也是一身反骨。

朱翊钧站起来，正要吩咐太监传膳，刘守有却从殿外进来，向他躬身抱拳：“陛下，人已经入宫了。”

朱翊钧眼中欣喜之情满溢：“快快，让他进来！”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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